快讯：汽配、特斯拉概念走强多股涨停

长期不能启动再审程序的主要原因，是当年参与办案或过问指示的相关人员及领导仍活跃于当地政法机关，有人甚至担任要职。

法学院的膨胀是与法学教授的走俏相伴生的。尽管如此，法学院的设立却几乎没有门槛，法学院在短短几年的时间，以比春笋长得还快的速度，迅速膨胀到6百多家。

而按投入产出比来计算，投资几千万于理工科的建设，可能建不成一个象样的实验室。在一阵高校合并风后，一座座占地辽阔、建筑豪奢的大学校园拔地而起，争相斗妍其次，是因为高校管理模式的不当。尽管如此，法学院的设立却几乎没有门槛，法学院在短短几年的时间，以比春笋长得还快的速度，迅速膨胀到6百多家。我认为，如果制度允许高校可以破产，那么肯定有为数颇多的高校因为连银行的利息都支付不起，而请求速死。

当下中国高等教育的乱象可以从法学教育的泛滥窥见一斑。法学院的膨胀是与法学教授的走俏相伴生的。被害人伍育华在一个多月前，就已分别向岳麓区委政法委与长沙市委政法委提交《关于请求依法打击不法侵害确保社会稳定的紧急请示》，虽然两级政法委主要领导人都作了严肃查处的批示，结果还是没有阻止悲剧的发生，而且至今尚未使真凶伏法，长沙市民对此议论不断，纷纷呼唤此案的真相与正义。

辛亥百年以降，历史在发展，人民在觉悟， 辛亥精神理当在新的环境与新的使命之下予以变革与弘扬。刑辩律师的权利，实质上就是嫌疑人的权利、就是人权。不仅如此，由法官、检察官、律师、公安干警等组成的中国法律职业群体也已初具规模，法律专业已由绝学变成显学，阶级专政正逐渐被 法治等概念所稀释和淡化。更不能只说中国特色，不说中国特色的应然与实然。

我很纳闷，如果法律既不能使人人平等，又不能促使人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谈什么社会主义和法治呢？更为滑稽的是，在当今的中国，有些地方在实行所谓量化管理模式时，规定公安要保证多少立案的百分比，对检察官与法官也有一些奇怪的指标，无罪的人不能太多，年底要检查，搞指标考核……就这样，既可追究亦可不追究的就一律追究，可判可不判的就尽量判，宁愿错抓错判，也要确保达标合格。当公民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时，诉讼程序的设置只有限制公权力，并为嫌疑人找到有力的帮手，才能使社会与法律的天平不至于倾斜。

中国的事情就比别的地方更容易成为英国诗人申斯通 （William Shensto ）所讥评的对象：法律就是这样一种的网，触犯法律的人，小的可以穿网而过，大的可以破网而出，只有中等的才会坠入网中。尽管重庆打黑的真相与李庄案的真相一样，还存在某些难以说服读者的疑点，但环视神州，部分地方官员与黑恶势力的勾结属于客观存在，而且还呈上升趋势，这不仅严重败坏政府的形象，也严重影响治安效率，增加破案难度，民众忧心忡忡，长沙10.16绑架案便是一例。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一级的人民代表之选举，名为选举制，实则任命制，人民的选票要么迟迟不给，要么形同虚设，民求官而非官求民的现象就只能愈演愈烈，宪政遥遥无期。通观就刑诉修改草案，律师（特别是刑辩律师）作为法律人的弱势群体位置很难改善，令人放心不下。

其实，辛亥革命精神就是三个：一是屡败屡战的进取精神。伯克（E.Burke）说得好：良好的秩序是一切的基础。我倒希望有朝一日各级党政领导立足于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成就，根据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精义与民权政治的实质，切实制定从党治到法治的国家发展战略，审慎地开列预备宪政的清单，制订宪政时间表，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真当一回事，使中国共产党在还政于民的法理基础上展示先锋队的模范作用，回到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与建国方略上来。职是之故，为数更多的法律人把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与司法独立的国际常规当做比人道主义更紧迫也更重要的梦想，我看是很有必要的。

警权的确立虽然也是为了维护民权，但也要防止它的异化，动辄侵犯人民的基本权利。对政府来说，法律的实质一是赋予政府权力，二是限制政府权力，现有立法程序却把法律变成管制公民、机构与社会之法，将许多涉及公众权益的重要事项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留下许多人治的空间，无法令人放心。

若论法治事件，几乎所有重大的社会事件，均可称为法治事件。至于中国政府承诺不会对赖昌星判处死刑，它所泄露的是政府干预司法和取代司法的严重程度，以及未审先判的毛病等，预测刑期的记者提问也不过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家常话题与捕捉新闻亮点的常规手段。

律师们原本各自接案，分头维权或分头赚钱，而且都有个性，很不容易团结起来，然而，日趋恶化的法治环境已使他们感到，若不团结就更没有力量，只好统一行动，希望引起政府与社会舆论的重视。国家的发展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就只能深化，而不是维持现状，国家的维稳体制却只能体现当政者的消极治理态度，容易导致不作为与无能，据说，维稳的经费已经超过国家的军费开支，已在较大程度上消耗着来之不易的国家建设资源，遏制着新的发展生机，令人堪忧。中国特色毕竟不是中国毛病的托词或代名词，就像国情一词，它只是中性词，不是褒义词，更不是阻拦改革的理由或借口，合理的国情需要尊重，不合理的国情却需要改造，否则，改革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就成问题了。不过，若以我国党政部门的常规治理手段而言，团结起来的律师作为社会政治力量的崛起，还容易成为群体打压的对象。首先，就立法宗旨而言，保障无辜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护人权与自由，这是国际公认的刑事诉讼基本精神，我们的刑诉精神却受改革开放前的阶级专政思维与历朝历代法等于罚的治法套路之影响，以打击犯罪为旨归，有悖于国际人权通则，这就需要在立法宗旨上有所修正，否则，侦查权不受制约、嫌疑人的权利得不到基本的保护、律师的权利与角色作用随意被剥夺和钳制的现状，就会依然故我，某些枝节条款的修改便将无足轻重。建设法治国家，应该在犯人人权上有所推进。

遗憾的是， 全国上下对这两件大事都没抓好，表面上很热闹，貌似惊天动地，还花了不少钱，实则动口不动心，星星依旧，月亮依旧，还闹出一些笑话，甚至频频发生违宪事件。如今的情况却是民众维权与党政维稳之间的冲突日趋加剧。

律师的辩护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侦查机关相抗衡，二者是对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衡估见仁见智3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该会工作报告中宣布：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这些事件可能因为有公检法的介入而涂上法律色彩，也可能因为公众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甚至引起相关立法和司法改革的讨论，还有某些司法个案，也因为种种原因，变成了事件。公民要依照法律程序维权，政府也要符合法律程序来处理，尊重公民的权利。

名为纪念辛亥百年，实则讽刺辛亥革命，羞辱民主先驱，乃至引起中外学者的公愤。国家机器已经很强大，刑事诉讼法更应当尽量确保不冤枉人，既不误伤无罪的人，也不夸大有罪人的罪名，而不是尽量帮助国家收拾他们。应该说，任何有责任与作为的政府都应当支持公民维权，而不是相反，公民所诉求所要维护的一般只是宪法与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政府官员至少应当用法律思维去处理那些维权纠纷，而不是以任何名义的非法手段去压制他们，名为维稳，实则维官。三、民众维权与党政维稳之间的紧张愈演愈烈今年的公共事件很多，比如年初于建嵘教授的微博推动，使社会对乞讨儿童多了一份关注，还有温州动车事件，甘肃、江苏等地的校车事件，乃至目前没完的广东乌坎事件……每一个事件都浸透着两个字：维权。

容易管理，却不可能奴役。看来，新时代的公民不仅新在使用微博参与政治立法等，要不要转变自身的正义观与死刑观，也许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经郭世佑教授同意，兹按原稿发出。10月10日前夕，我接受三家报刊的采访与约稿，交稿之前是他们求我帮忙，交稿之后却是我求他们，希望不要把基于宪法与法治精神的某些真话统统删掉，更不要加一些我不喜欢用的词句。

只因《中国经营报》之诚邀，盛情难却，且仗敝门弟子、《中国法律》总编辑董彦斌博士与义派律所主任王振宇律师之精心臂助，扬短避长，略举年度法事之数端，稍作评论，斗胆一试，就教于高明。就第三点而言，曾经反对暴力革命的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都看得很清楚：正是辛亥革命，唤起了中国人两个方面的自觉：一是民族精神的自觉，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

立法本身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赖昌星引渡归来后，毫无下文，取代司法的政府官员也不见可持续性地说话了，颇费猜思。究其原因，也许除了已难找胡乔木、胡绳乃至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那样的文章高手，还同国人历史知识的普遍贫乏有关，一般都停留在应付高考的历史教科书的水平，那些负责起草各级首长报告文本的男女秘书们要么还没把辛亥革命本身搞懂，只能玩虚的，要么不敢讲真话，只好兜圈子。如果有谣言就要限制微博，那就无异于因噎废食，还不如把空难频仍的飞机与地难更多的火车、汽车统统废弃，回到四肢爬行的远古时代就更安全。

我很赞同董彦斌博士的见解：倘若二者都有法律思维，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处理这类事件就可以成为一个好的范本，否则，就只能落为法治的反面教材。吴邦国的讲话成为本年度的头号法制看点，最受关注，法学界与法律实务界的反映却是见仁见智，其歧义之大，如隔参商。

第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能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草案未见触及，该规定可谓中国之独有，它一方面限制和剥夺了嫌疑人、被告人根据需要决定聘请律师数量的权利，另一方面也是在限制律师的力量。温州动车与渤海漏油等重大事故的问责与处理显得迟缓，透明度不高、立法不足。

立法乃司法与法治的前提，立法的相关成就值得肯定。药家鑫的死，未必真能告慰被他杀害之人。